上游罪行必须被证实吗？从赛沙迪案及近期其他洗钱案件汲取的教训

在马来西亚的洗钱案件中，上游罪行无须先被定罪，但控方仍须证明有关款项是黑钱。联邦法院在赛沙迪案中的判决，正好说明了控方无法证明时会有什么结果。

引言

2026年7月，联邦法院驳回控方针对麻坡国会议员赛沙迪（Syed Saddiq Syed Abdul Rahman）获判无罪所提出的上诉。这项判决为一宗涉及四项控罪的案件画上句号，其中两项控罪是根据《2001年反洗钱、反恐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第613号法令）提出的洗钱罪。该法令一般简称为AMLA或AMLATFPUAA 2001。

对许多公众来说，这个结果引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被控洗钱，控罪怎么会就这样不成立？答案在于法律界所说的「上游罪行」。本文将说明什么是上游罪行、在马来西亚的洗钱案件中控方必须证明什么，以及赛沙迪案如何让我们看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洗钱？

洗钱（马来文为pengubahan wang haram）是指把犯罪所得的款项包装成来自合法来源的过程。其目的是切断款项与罪行之间的联系，让这些钱可以自由使用而不会引起怀疑。

洗钱一般被形容为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放置，即把非法款项带进金融体系，例如把现金存入银行户口。第二个阶段是分层，即透过一连串在不同户口、公司甚至国家之间的交易转移款项，使其流向难以追查。第三个阶段是整合，即款项以看似合法的面貌回到经济体系，例如用于购买产业、成为生意收入或作为投资。

并非每宗案件都会经历这三个阶段。根据马来西亚法律，单一行为例如收取、转移或使用黑钱，就可能足以构成洗钱。

什么是上游罪行？

款项若一开始就不是黑钱，便无从「洗」起。产生黑钱的罪行称为上游罪行，马来文为kesalahan berat（predikat）。常见的例子包括贪污、背信、欺诈及贩毒。

反洗钱法令透过第3条的一系列定义来表达这个概念。法令提到「非法活动收益」，即直接或间接从非法活动中衍生或取得的财产。而「非法活动」又与「严重罪行」挂钩，严重罪行也就是上游罪行本身。法令也承认「外国严重罪行」，因此在海外犯罪所得的款项，仍可成为在马来西亚提出洗钱控罪的依据。

《2025年反洗钱、反恐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修正）法令》扩大了严重罪行的范围。因此，如今可引发洗钱控罪的罪行类型比以往更多。

控方必须证明什么？

反洗钱法令第4(1)条订立了主要的洗钱罪。大体而言，控方必须在毫无合理怀疑下证明三件事。第一，有关财产是黑钱，即属于非法活动的收益，或曾被用作犯罪的工具。第二，被告曾处理这项财产，例如收取、持有、转移、转换、使用或隐藏。第三，被告具有犯罪意图。

第三个元素值得注意，因为它对普通人的影响，不亚于对被控严重罪行的人。第4条允许法院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推断被告的心态。一个人不仅在明知或有理由相信款项是黑钱时可能触法，在他有合理怀疑，或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没有采取合理步骤查明款项来源时，也可能触法。换句话说，刻意不过问并不一定能成为辩护理由。

洗钱罪的刑罚十分严厉。根据第4(1)条被定罪的人，将面对长期监禁，以及按所涉黑钱价值计算的巨额罚款。

那么，上游罪行必须被证实吗？

简单来说，上游罪行无须被定罪，但仍然必须被证实。

关于第一点，反洗钱法令说得很清楚。第4条规定，无论是否有人因产生有关款项的严重罪行而被定罪，甚至是否有人因此被提控，一个人都可以被裁定洗钱罪成立。法令也规定，如果款项来自超过一项非法活动，控方无须证明款项具体来自哪一项活动。这些条文的存在，是因为罪犯往往千方百计掩饰款项的来源，如果每一项上游罪行都必须先另行提控，法律的效力将大打折扣。

然而，关于第二点，控方无法逃避其基本举证责任。控方仍须证明有关款项是非法活动的收益。大额转帐、不寻常的提款，或看似超出个人能力的生活方式，或许会引起怀疑，但单凭怀疑并不能使款项变成黑钱。

举个简单的例子。要将某人收取赃物摩托车的罪名定罪，警方无须先逮捕并定罪偷车贼，但必须证明那辆摩托车确实是偷来的。如果最后发现摩托车是合法购买的，那么无论买家看起来多可疑，案件都无法成立。

当控方选择把洗钱控罪与某项特定上游罪行挂钩，并把两项控罪一并审理时，这一点就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洗钱控罪完全取决于上游控罪。如果法院裁定上游罪行不成立，建立在其上的洗钱控罪通常也会随之瓦解。赛沙迪案正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赛沙迪案

案件背景及控罪

在案发期间，赛沙迪是土著团结党青年团（Armada）的团长。他面对四项控罪。

第一项控罪是教唆背信，涉及土团青年团的100万令吉资金，该笔款项于2020年3月从土团青年团的银行户口提出。第二项控罪是根据《刑事法典》第403条，不诚实地侵吞12万令吉。这笔钱是在2018年两场筹款活动中筹得，并存入Armada Bumi Bersatu Enterprise（ABBE）的银行户口，之后分四次转入他的个人户口。第三及第四项控罪是根据反洗钱法令第4(1)(b)条提出的洗钱罪，涉及他在2018年6月从个人户口转入其土著信托基金（ASB）户口的两笔各5万令吉的款项。

要理解这宗案件，关键在于各项控罪之间的关联。控方的立场是，转入ASB户口的10万令吉是黑钱，因为这笔钱来自据称被侵吞的12万令吉。换句话说，第403条的控罪被明确列为两项洗钱控罪的上游罪行。

各级法院的判决

高庭裁定赛沙迪四项控罪全部成立。 2025年6月25日，上诉庭一致批准他的上诉，并撤销所有定罪及判刑。控方随后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联邦法院于2026年7月驳回上诉，并就所有控罪维持上诉庭的判决（Public Prosecutor v Syed Saddiq bin Syed Abdul Rahman and other appeals [2026] MLJU 3034）。

这笔钱属于谁？

由于洗钱控罪取决于侵吞控罪，核心问题在于这12万令吉是否被不诚实地侵吞。第403条下的罪行，只适用于属于被告以外之人的财产。因此，法院必须决定这笔钱属于谁。

联邦法院同意上诉庭的看法，认为这笔钱是公众在为支持赛沙迪本人第14届全国大选竞选活动而举办的筹款活动中所捐出的。 ABBE户口只是用来收集捐款，并没有证据显示这笔钱属于ABBE或土团青年团。法院也指出，高庭本身已裁定这笔钱是用来资助他的竞选活动。这项裁定与高庭认为他须就侵吞控罪答辩的结论互相矛盾。

法院进一步接受，根据赛沙迪向选举委员会提交的选举开支申报，他在竞选活动上花费了约17万1675令吉，而他把筹款所得视为这些开支的偿还。竞选开支在正式竞选期开始之前就已支付，也合乎逻辑。到了2018年6月转帐时，转入ASB户口的10万令吉已成为他的个人款项。

法院也认可了一项有关不诚实意图的重要原则。一个人若真诚相信自己有权取得有关款项，即使这个想法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也不构成犯罪。

控方证据的漏洞

法院也发现控方的案情存在不足之处。控方主要证人在审讯的不同阶段作出前后不一的证供。有证据显示，数名证人在调查期间曾受到压力，因此可以合理推断，主要证人可能为了配合控方的案情而调整了自己的证供。

此外，控方没有传召实际筹办筹款活动的两名人士，尽管他们最有资格说明这笔钱的性质。因此，法院援引《1950年证据法令》第114(g)条的推定，认为若他们出庭作证，其证供将对控方不利。值得注意的是，高庭完全没有考虑这些事项。

洗钱控罪为何无法成立

赛沙迪对洗钱控罪的辩护是，他没有理由相信或怀疑这10万令吉是非法活动的收益，因为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的钱。

在裁定侵吞控罪不成立后，联邦法院同意上诉庭的看法，认为洗钱控罪无法成立。简单来说，控方的案情是ASB户口内的款项是黑钱，因为这笔钱曾被侵吞。一旦法院裁定这笔钱没有被侵吞，而且事实上属于赛沙迪本人，就再也没有黑钱可言。没有黑钱，就不可能有洗钱。

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教唆控罪。法院同意，党章只规定超过50万令吉的开支（perbelanjaan）须事先获得批准，并不包括提款（pengeluaran），而且这100万令吉已用于土团青年团的活动。由于副财政并没有不诚实地侵吞款项，赛沙迪也就没有可教唆的主要罪行。再一次，当上游罪行不成立时，依附于它的控罪也随之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