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家庭法 | 離婚100問-PART 16

馬來西亞企業的業務往往不限於國界之內。許多企業與新加坡進行貿易，從印度採購資源，在香港籌集資金，或在澳洲競標專案。在此過程中，企業不僅需要考慮“馬來西亞法律對賄賂有何規定？”，還必須思考：“在開展業務的國家，當地法律會對我的公司產生什麼影響？”2009年《馬來西亞反腐敗委員會法》（簡稱“MACC法案”）第17A條於2020年6月1日正式生效，該條款參考了英國2010年。本文將探討另外四個屬於普通法法系的司法管轄區——印度、澳洲、香港和新加坡——如何處理其境內人員行賄的企業，並分析馬來西亞的相關規定在其中處於何種水準。

許多企業主認為，只要公司製定了行為準則、在合約中加入了反賄賂條款，或者在共享文件夾裡存有一份政策文件，就萬事大吉了。遺憾的是，一旦員工或代理人為獲取業務而行賄，這種「安全感」在法庭上恐怕連一天都站不住腳。自2020年6月1日起，根據2009年《馬來西亞反腐敗委員會法》（簡稱「MACC法案」）第17A條的規定，若與公司或合夥企業相關的人員實施了賄賂行為，則該企業須承擔刑事責任。該法律僅為企業留出了一條「脫身」途徑：證明其已採取了「充分的程序」來防止此類賄賂行為的發生。本文將闡述何謂“充分的程序”，探討“T.R.U.S.T.”五項原則在實踐中如何運作，分析從真實案例中可汲取的教訓，並為各類企業（即便規模最小的企業）提供切實可行的行動建議。

貴公司正在競標一份大額合約。一位銷售經理為了達成業績目標，私下向客戶方相關人員遞上了一份「心意」。最終合約到手，董事會對此感到滿意，而高層也無人問這份合約究竟是如何拿下的。在過去，如果此類事件敗露，面臨起訴的通常只是那位銷售經理，而從中獲利的公司往往能置身事外。腐敗曾被視為個人犯罪，因此只有個人會被追究法律責任。隨著2009年《馬來西亞反腐敗委員會法》（簡稱「MACC法案」）第17A條的引入，這一局面發生了變化。如今，公司本身也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指控，其董事和經理也可能被一併起訴。本文將詳細闡述第17A條的運作機制、適用對象、處罰力度，以及企業應如何採取措施自我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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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客戶服務（Private Client Service）是指協助個人和家庭管理、保護及傳承財富的法律服務，包括撰寫遺囑、設立信託、在當事人去世後處理遺產、辦理產業買賣和過戶，以及規劃家族生意和資產如何傳給一代。

白領罪行，又稱商業罪行，是指以謀取金錢利益為目的、不涉及暴力的罪行，通常發生在商業、專業或金融環境中。常見的例子包括詐欺、背信、貪污、投資騙案、網路詐騙和逃稅。

大多數人從來不會去想，存入一大筆現金或匯款到海外之後會發生什麼事。然而，在櫃檯背後，有一套系統正在運作。銀行、保險公司、貨幣兌換商、律師及許多其他商家，依法必須留意不尋常的交易並作出舉報。

在馬來西亞的洗錢案件中，上游罪行無須先被定罪，但控方仍須證明有關款項是黑錢。聯邦法院在賽沙迪案中的判決，正好說明了控方無法證明時會有什麼結果。

試想一下，你收到馬來西亞反貪污委員會（反貪會）、警方、證券委員會或國家銀行的來信，要求你就一宗洗錢案件出席問話。你可能是經手相關戶口的銀行職員、曾經收到轉帳的親人、生意夥伴、會計師，甚至只是曾經把車子賣給被調查者的普通人。處於這種情況的人，大多數不是嫌疑人，而是證人。然而，法律依然對他們施加了相當嚴格的義務。

提到洗錢，人們通常會聯想到銀行。但罪犯也會透過購買黃金和珠寶、購置產業、成立公司，或把款項經由專業人士的客戶戶口轉移，來「洗白」黑錢。因此，馬來西亞法律把一批企業和專業人士放在打擊金融犯罪的第一線，這些機構稱為「報告機構」。

深入了解馬來西亞反貪污委員會（MACC）根據2009年反貪污委員會法令所擁有的調查權力，包括訊問、搜查、扣押及凍結令，以及MACC官員的職責與豁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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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的反洗錢法律體系主要由 Anti-Money Laundering, Anti-Terrorism Financing and Proceeds of Unlawful Activities Act 2001（《2001年反洗錢、反恐融資及非法活動收益法》，簡稱 AMLA）所規範。該法律確立了與洗錢相關的刑事罪行，並建立了一套法律框架，以防止犯罪分子掩飾或隱藏非法活動所得資金的來源。

宗教信仰跟隨親生母親：只要生母是穆斯林，孩子自動被視為穆斯林，養育年數和養父母信仰都改變不了這個身份

📌 領養棄嬰與虛報報生紙的隱患一對夫婦領養棄嬰後在報生紙上謊稱“親生父母”，看似圖方便的決定，卻為日後身份申請埋下了法律定時炸彈。 1）辦理 MyKad 暴露身世：孩子 12 歲前往國民登記局（JPN）申請身分證時，在官員盤問下揭發真實身世。 2） 法庭合法領養程序：父母透過律師完成法庭領養程序並順利取得領養令，但拿到領養令是否意味著公民權就穩了？

📌 爭取公民權的兩條途徑無論是出生即無國籍，還是登記時因虛報遭 BSK 調查而被褫奪公民權，救濟與爭取的合法途徑只有兩種。 1） 向 JPN 提交申請：前往各州 JPN 辦公室或布城（Putrajaya）總部遞交申請表。 2） 向法庭起訴（打官司）：透過法律訴訟程序向法院起訴並爭取公民權。

2026年6月1日起，第15A條公民權申請的年齡上限從21歲下調至18歲！今天一篇講清楚新政策的影響

⚠️ 什麼情況會轉交BSK？ – 櫃檯職員發現孩子與父母面貌不符- 對文件存疑，即使已拍照錄指紋也可中止登記📩 收到通知信後：帶齊出生紙、父母IC、結婚證書等原件配合面談🚨 若文件不實，公民身份可能被取消

📌 收到BSK調查信件的要求與目的信件會明確指示收信人帶上指定文件，主要目的是核查文件與資訊的真實性。 🔹 須攜帶文件：父母身分證、孩子的出生證明（Sijil Lahir）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 核心目的：查驗報生紙的真偽（JPN官員通常對涉嫌造假的文件心裡有數）。

域外效力 English 简体中文 繁體中文 한국어 日本語 Bahasa Melayu 案件詳情： Re X and Y (境外代孕) [2008] EWHC 3030 (Fam) 第54條 背景 申請人是一對定居於英格蘭的夫婦，他們在烏克蘭簽訂了一份代孕協議。代孕母親是已婚烏克蘭女性，她被植入了由男性申請人的精子與匿名捐贈者的卵子結合而成的胚胎。根據烏克蘭法律，申請人自孩子出生起即為合法父母；然而，根據英國《1990年人類受精與胚胎學法案》（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Act 1990），代孕母親及其丈夫才是法律上的母親和父親。這導致了一種「嚴峻」的局面：這對雙胞胎實際上處於無國籍和無父母的狀態，滯留在烏克蘭，直到獲準以酌情許可（discretionary leave）進入英國參與本案訴訟。     各方主張 本案的關鍵在於兩個主要的法律衝突： 域外效力與同意權：申請人主張，第28(2)條（規定代孕母親的丈夫為法律上的父親）不應適用於定居國外的丈夫。兒童監護人則主張，無論當事人定居何處，均應適用該法規的“字面含義”，這意味著烏克蘭籍丈夫的同意是獲得親權令（parental order）的必要前提。商業性付款：申請人向代孕母親支付了25,000歐元及按月分期付款——這些金額遠遠超過了「合理產生的費用」。根據1990年法案第30(7)條，法院必須裁定是否可以追溯批准這些商業性付款。     法官裁決 Hedley法官簽發了親權令，為孩子們成為申請人家庭的合法成員鋪平了道路。他裁定： 第28(2)條具有域外效力，這意味著那位烏克蘭籍丈夫是法律上的父親，且必須獲得其同意。法院有權追溯批准超額付款。儘管《2008年人類受精與胚胎學法案》中的第54條（即1990年法案第30條的後續條款）最終將擴大此類親權令的適用範圍，但兒童福利與授權批准的核心原則依然至關重要。     判決理由 法院的論點在嚴格的公共政策與兒童的迫切需求之間取得了平衡： 兒童福利至上：Hedley法官認定，兒童的「終身」福利是決定性因素。他指出，當此類案件訴諸法庭時，若拒絕簽發相關命令，將會嚴重損害兒童的福祉。政策與現實：為批准支付商業報酬，法官採用了三項審查標準：(1) 金額是否過高（不成比例）？ (2) 申請人是否出於善意？以及 (3) 是否有欺詐有關部門的企圖？由於認定不存在“道德瑕疵”，他批准了相關款項的支付，以避免兒童陷入法律地位不明的困境。    …

該案涉及一對同性伴侶X和Y，他們在一家持牌診所接受了體外受精治療。 Y（懷孕母親）生下了使用X的生物卵子受孕的雙胞胎。根據 《2008年人類受精與胚胎學法》（HFEA），為使X被承認為法定父母，必須簽署特定表格：懷孕母親必須簽署 表格WP（同意其伴侶成為父母），伴侶必須簽署 表格PP（同意成為父母）。由於診所的行政錯誤，伴侶雙方 意外互換了角色：Y簽署了表格PP，X簽署了表格WP。此外，Y與另一名女性（CP）存在 民事伴侶關係，儘管她們已分居。根據《2008年HFEA》第42條，民事伴侶被推定為法定父母，除非能證明其未同意該治療。

一對馬來西亞夫婦，因為長期照顧一名在中國出生的女孩，決定正式透過法律程序把她領養為自己的孩子。然而，當他們滿懷希望向法院申請領養令時，卻因為一個看似簡單、卻極具爭議的程序問題，被地庭駁回申請。案件最後上訴至檳城高等法院，而高等法院的判決，也重新釐清了外國出生兒童在馬來西亞申請領養時，一個非常重要的法律問題：沒有馬來西亞出生證，是否就意味著孩子無法被合法領養？

案件中的夫妻都是華人，雙方年紀接近40歲時仍然沒有孩子，一直希望能夠擁有自己的孩子。後來，在朋友介紹下，他們認識了一位年輕的馬來女子。當時這名女子未婚生下孩子，並將孩子交給這對夫妻撫養。對於一對長期渴望孩子的夫妻而言，能夠突然擁有一個孩子，自然把孩子視為上天給他們的禮物。當時他們並不了解其中涉及的宗教、出生登記以及法律問題，也沒有意識到穆斯林母親所生的孩子，會進一步涉及穆斯林身份以及非穆斯林家庭撫養方面的法律問題。

一名孩子從一個月大開始，就一直由同一個家庭撫養長大。他在這個家庭裡生活了整整20年，接受的是華人的文化、習俗和家庭教育。對養母而言，這個孩子早已是自己的家人。然而，當她終於決定透過法律程序正式領養這個孩子時，卻發現自己面對的並不是簡單的手續問題，而是一道幾乎無法跨越的法律門檻。案件中的PEN是一名57歲的寡婦，同時也是一名商人，本身已經育有7名孩子。大約20年前，她家中的一名印尼女傭生下了一名男嬰KAL。根據PEN的說法，女傭在孩子出生後不久便離開，此後一直沒有任何消息。

一個孩子出生在怡保中央醫院，父親是馬來西亞公民。從小，他在馬來西亞接種疫苗、接受教育，甚至在一歲多的時候就已經取得馬來西亞護照，並曾經使用護照前往砂拉越。然而，當他8歲、就讀小學二年級時，一次普通的文件補辦，卻讓他的身份突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本的出生證明上，公民身份一欄被改成了“非公民”（Bukan Warganegara）。

想像一下，一對夫妻含辛茹苦撫養一個孩子12年，一直把他當成自己的親生骨肉。直到孩子年滿12歲，準備前往國民登記局（NRD）申請MyKad時，父母才突然被告知：這個孩子的公民身分出現問題，甚至可能被視為無國籍人士。對於一個從小在馬來西亞成長的孩子來說，這意味著未來的教育、醫療、就業、結婚以及其他日常生活，都可能面對身分上的障礙。那麼，如果孩子已經透過法院取得合法的領養令，而養父母又都是馬來西亞公民，孩子是否就會自動成為馬來西亞公民？這宗案件，正好說明了為什麼答案並沒有這麼簡單。